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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鱼跃”，口碑碎地******

　　杨月涵

　　鱼跃医疗血氧仪价格狂飙的故事迎来了最终章。2月1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消息显示，因哄抬血氧仪价格，鱼跃医疗被罚款270万元。

　　生产入库平均成本上涨47%，销售平均价格却上涨了131.78%，鱼跃医疗此前“血氧仪产品没有涨价，因成本上涨，取消了折扣和优惠”的说法，被调查后的铁证光速打脸。当天，鱼跃医疗发布公告回应称，积极配合调查，推进相应整改，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逐利是企业的天性，但逐利本身与企业伦理从不是鱼与熊掌的关系。鱼跃医疗恰恰提供了一种标志性的反面教材——疫情本就属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扰乱医疗卫生用品价格，无异于战疫雪上加霜。

　　处罚书明确指出，鱼跃医疗在疫情期间推动血氧仪市场价格过快、过高上涨，“属于情节较重情形，符合从重情节”。

　　对鱼跃医疗来说，270万元的罚款可能九牛一毛。有网友为鱼跃医疗算过一笔账，每台血氧仪哄抬后的价格较成本上涨近200元，270万元的罚款不过只是1.3万台血氧仪的利润。

　　鱼跃医疗也在公告中强调，目前公司各项业务正常开展，本次行政处罚不会对公司业绩造成重大影响，未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根据鱼跃医疗此前发布的财报，2022年前三季度，鱼跃医疗营收达51.16亿元。

　　资本市场看财报看数据，同样看口碑看人心。在血氧仪、家用制氧、家用无创呼吸机等市场，鱼跃医疗均占据头部位置，在血氧仪领域，此前鱼跃医疗的产品更是拿下了京东超70%的份额。

　　常理来说，越是知名企业，越该珍惜自己的羽毛。血氧仪成本不过几十元，作为国内医疗器械行业的头部企业，鱼跃医疗更应该为国民健康保驾护航，而不是趁火打劫，大赚特赚，这是典型的短视行为，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换种角度想，在疫情的特殊时期下，当全社会的目光高度集中在血氧仪身上，鱼跃医疗但凡能够拿出一丝“保供稳价”的态度，便足以形成一波天然的流量和广告，何以落得如今一朝被罚，众人叫好的下场。

　　不是所有错误都能够用钱买单。鱼跃医疗这番操作，看似赚了一笔快钱，实则丢了人心，砸了招牌。钱没了能再赚，口碑重建却并非朝夕之功。

　　富贵险中求，也在险中丢，鱼跃医疗不是个例。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从口罩、退烧药、抗原试剂等涉疫物资价格的疯涨，到核酸检测企业的乱象频出，始终藏着个别人、个别企业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趁火打劫，借“疫”生财最终逃不过恢恢法网。

　　对监管而言，在这种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罚款是事后处罚的手段之一，更重要的是在发现问题前置处理，需要监管执法部门积极承担起监管主体的责任，加大检查的力度，严查加上严惩，共同掐灭借“疫”生财，大发不义之财的苗头，让违法者不敢为、不能为。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