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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天花板”在哪里？这个5000亿之城打了个样******
中新网2月2日电 (中新财经记者 左宇坤)一座县级市的经济体量能跻身“大城市”行列，甚至超过一个西部省份，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近日，“最牛县级市”昆山再传捷报，成为全国首个GDP突破5000亿元的县级市。昆山牛在哪里？县域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又是否有其他县级市能与昆山一决雌雄？
江苏昆山，一轮红月亮升起在慧聚寺上空升起，与寺塔相映成趣。 图片来源：ICphoto县域经济“天花板”有多高？
近来，全国各地陆续发布2022年经济成绩单。除了各省市之间你追我赶的激烈较量，一个县级市的表现也颇为亮眼。
据昆山市统计局消息，2022年昆山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5006.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8%。全国首个GDP突破5000亿元的县级市诞生。
结合目前已公布的2022年31个省区市GDP数据看，青海GDP为3610.1亿元，西藏GDP为2132.6亿元，昆山已超越两者且与GDP为5069.6亿元的宁夏十分接近。
除了可与省份比肩，根据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的《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江苏昆山已位列全国105个大城市之中。
自2005年昆山首次成为全国百强县之首后，便稳坐这一位置18年，近几年更是加速发展。数据显示，昆山分别于2014年、2019年跨越3000亿元、4000亿元新台阶，从3000亿元到4000亿元用时5年，而从4000亿元到5000亿元仅用了3年。
在昆山202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新一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目标定为5%左右。1月29日的“新春第一会”上，昆山提出要加快复工复产，全力以赴帮助企业保用工、争订单、拓市场、稳增长，切实以首季“开门红”引领“全年胜”。
“小六子”何以逆袭霸榜十八年？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身为“百戏之祖”昆曲发源地的昆山，正如昆曲传统剧目《牡丹亭》中所唱的一样，是座秀丽娇美的江南水乡。
总面积不足10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00余万人的昆山，曾经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在江南这片富饶的土地中并不显眼。更是因为在当时苏州下辖的6个县中排名垫底，被称为“小六子”。
“小六子”逆袭的故事要从改革开放讲起。1984年起，昆山抓住机遇、奋起直追，靠着“艰苦创业、勇于创新、争先创优”的昆山之路，实现农转工、内转外的转型和崛起。
倚靠“最强地级市”苏州，接壤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的上海，谈起昆山的发展，首先绕不开的就是其“接沪连苏”这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被认为是昆山突破的基底。
“双城通勤人”林涛(化名)在上海工作，住在昆山花桥，这里是大量无法在上海落户或买房的人的最佳居住选择。
“我每天乘坐11号线通勤3个多小时，地铁承载着大量和我一样往返上海市中心与花桥的上班族。也有同住昆山的同事开车往返，每天来回高速120多公里。”在林涛看来，昆山撑起了众多年轻人梦想与现实的平衡点。
据苏州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消息，苏州轨交11号线预计6月开通运营，届时将在花桥站和上海地铁11号线无缝“牵手”。这也将进一步推动昆山融入上海大都市圈。
航拍苏州昆山花桥花溪公园。 泱波 摄与此同时，昆山还是大陆台商投资最活跃、台资企业最密集、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最频繁的地区之一。据统计，昆山实际经营的台资企业有3300多家，昆山地区生产总值的30%、工业总产值的40%、利用外资的50%、进出口总额的60%来自于台资企业贡献。
正如昆曲在与其他戏曲形式的融合中萌发新芽，昆山经济的发展之路同样离不开包容的气质。除了昆台融合，昆山也在加速创新链产业链的深度耦合发展。
“产业链优势是昆山吸引外资最大的底气，之所以昆山能够保持全球笔记本电脑‘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市场份额，就在于一直坚持‘缺什么招什么’，打造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昆山市委书记周伟曾表示，昆山正在积极地构建新的智能终端产业链条，聚焦头部企业，给资源，保要素，为企业落户昆山创造一切有利条件。
不可忽视的县域力量
说到县域经济的领头羊，另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同属江苏省，与昆山“双雄争霸”的江阴。
无锡代管的江阴截至目前尚未公布2022年GDP。以2021年的数据看，江阴该年GDP达到4580.33亿元，以167亿元的差距紧随2021年GDP为4748.06亿元的昆山之后，位居次席。
江阴北枕长江，南近太湖，地处苏锡常“金三角”的几何中心，历来为大江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和江海联运、江河换装的天然良港，工业实力首屈一指。
在2021年GDP十强县中位列第三的，同样是来自江苏省的张家港。此外，江苏苏州常熟市、江苏无锡宜兴市也跻身前十。
这几个已然有着地级市体量的强县也极大拉动了江苏经济发展。2022年，江苏省GDP首次迈入12万亿元新台阶，五年间跨越四个万亿元台阶，紧追广东。
县域经济对地区发展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从强县云集的江苏、浙江、山东、福建等沿海省份持续发力，到湖北、河南、四川等内陆省份奋起直追，城镇化发展的道路上，更多“超级强县”不断出现。(完)
东西问·镇馆之宝丨陈梓生：一千多年前，西亚陶器是如何来到中国的？****** 编者按： 国宝之美，穿越古今，器以载道，恢弘万千。每件珍稀文物背后，都凝聚着古人的匠心智慧，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见证着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从2023年1月11日起，中新社“东西问”推出“镇馆之宝”系列策划(一)，藉专家探究文物之意涵及其背后故事。 中新社福州1月16日电 题：一千多年前，西亚陶器是如何来到中国的？ ——专访福建博物院社会教育部主任陈梓生 中新社记者 龙敏  作为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孔雀蓝釉类器物，其中一件波斯孔雀蓝釉陶瓶现馆藏于福建博物院。这是1965年从福州北郊莲花峰五代闽国国王王延钧妻子刘华的墓葬中发掘出来的。 让人好奇的是，这些孔雀蓝釉陶瓶是怎样的一种陶器？是如何从西亚波斯地区来到中国的？福建博物院社会教育部主任陈梓生研究馆员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作了阐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作为福建博物院“镇馆之宝”，孔雀蓝釉陶瓶是如何发现的？这是怎样的一种陶器？ 陈梓生：20世纪60年代中期，福建省博物馆(现名“福建博物院”)在福州市北郊莲花峰东宝山南坡，清理了五代十国时期闽国第三代君主王延钧之妻刘华墓。该墓早年被盗，大部分珍贵物品被洗劫，只清理出三件孔雀蓝釉陶瓶、三件石覆莲座和一组雕塑精美颇有盛唐遗风的陶俑。目前，这三件孔雀蓝釉瓶一件在福建博物院，一件在国家博物馆，另一件在泉州市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孔雀蓝釉陶瓶十分引人注目，它们器体都较硕大，器表均施蓝釉，造型特别，釉厚晶莹，胎厚质较松，断裂面呈淡红色，火候不高，属釉陶类。器形大小相近，均为敛口、鼓腹、小底，通高74.5厘米到78厘米。外腹壁是三组泥条堆成的幡幢状花纹，小腹为一道波浪纹。其中两件，肩颈部附三耳。 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孔雀蓝釉类器物，引起了学术界普遍关注。权威专家推测，无论是器型还是材质，它都不太可能是中国古代窑口的产品，而是由西亚波斯地区传入的。 源自波斯的孔雀蓝釉陶瓶，因其具备特殊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堪称福建博物院“镇馆之宝”，不仅对中外陶瓷交流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古老的中华民族与西亚地区人民通过海路友好往来的实物见证。2021年，孔雀蓝釉陶瓶还曾代表福建博物院亮相《国家宝藏》系列节目。  孔雀蓝釉陶瓶。福建博物院供图中新社记者：孔雀蓝釉陶瓶为何被认定为产于9世纪前后的西亚波斯地区？ 陈梓生：出土在五代闽国时期的刘华墓的孔雀蓝釉陶瓶不是中国的产品，而是舶来品。当时，闽国与南亚、西亚等地区都有商业往来，史书上记载：“福州贡玳瑁琉璃犀象器，并珍玩、香药、奇品、色类良多，价累千万。”显而易见，闽国的这些贡品中很多就是舶来品，带有浓厚的异国色彩。 从刘华墓的墓志铭得知，墓主人刘华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汉国王刘隐之次女，于后梁贞明三年(公元917年)出嫁闽国，为闽王王延钧之妻，后唐长兴元年(公元930年)卒。由此可知，这三件孔雀蓝釉陶瓶的年代应为公元930年前之物。 根据史料，中国本土孔雀蓝釉出现的时间较晚，一般认为到明代正德以后即公元16世纪后才出现。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孔雀蓝青花鱼莲纹盘，年代在明成化年间；香港艺术馆藏蓝釉白花花卉大碟，年代也是明代。 再从孔雀蓝釉陶瓶的器形、胎质和器表纹饰看，类似器物在伊朗、伊拉克等多地都有发现，且其与公元9世纪到10世纪伊斯兰式釉陶相一致。 因此，这三件陶瓶的产地应该是来自古代波斯地区。古代波斯，素以制陶著称，陶器外施釉，釉色有黄、青、蓝几种，尤其是淡蓝色釉最有特色。 波斯同中国很早就有友好往来，隋唐之后，关系尤为密切，贸易相当频繁。有关专家认为，这三件孔雀蓝釉陶瓶应是古代波斯产品，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大背景下，于公元930年前输入到中国。 刘华墓中还出土了三件石雕覆莲座。据专家推测，它们应该是三件孔雀蓝釉陶瓶的器座。在古代波斯，这类器皿常常用于盛油，为让器身稳定，波斯人往往将器底埋入地下。刘华墓中的孔雀蓝釉陶瓶，很可能是盛油做“长明灯”用的。该墓是石构墓室，地面也使用石板铺成，因此特别制作石雕覆莲座稳定器物。  五代十国时期闽国第三代君主王延钧之妻刘华墓清理出三件孔雀蓝釉陶瓶、三件石覆莲座和一组雕塑精美颇有盛唐遗风的陶俑。福建博物院供图中新社记者：这些精美的西亚陶器是如何来到中国的？ 陈梓生：这种孔雀蓝釉陶瓶并非西亚陶器流传到中国的孤例。福建省博物馆专家曾在泉州惠安螺阳镇凤旗山王潮墓调查时也有发现孔雀蓝釉陶片数片，其釉色、陶质和器胎厚薄均与福州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釉陶瓶相一致。 王潮原名王审潮，五代十国之一闽国的奠基人，死于唐昭宗光化元年(公元898年)；刘华死于长兴元年(公元930年)，前后相距32年。从年代上看，在公元898年到公元930年，孔雀蓝釉陶瓶作为随葬品入葬，可能是闽国王公贵族的一种随葬礼仪或习俗。 在福建博物院展厅展示的这件孔雀蓝釉陶瓶，形体较大，而且陶瓷比较易碎，经不起多次辗转，应该是从伊朗直接运达福州。也就是说，孔雀蓝釉陶瓶是通过船载，沿着海路，从福州港进入闽国的。 自唐代以后，陆上“丝绸之路”因战乱逐渐衰微或中断，而“海上丝绸之路”运输能力跃居中西交通首位。当时，由于中国造船业发展以及海航技术的进步，唐代有一种叫“苍舶”的大船，长20丈，可载六七百人；还有一种叫“俞大娘”的海船，能载重至3万石。 在五代十国时期的东南沿海，福州港已经崛起。据薛能《送福建李大夫》一诗云，福州有“船到城添外国人”，反映了福州与海外通商的盛况。当时的福州港已是“波斯货”进入中国的转口贸易的重要港口。《全唐书》文献中亦记载，当时已经有商人经营波斯商品进入中国的贸易，而且在贸易中挣了很多的钱。 刘华墓发现孔雀蓝釉陶瓶之后，扬州、宁波、泉州、桂林和容县、广州等地也有类似器物发现。这些地区除了桂林和容县外，都是公元9世纪到10世纪中国重要的港口城市，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当时海路贸易经济的繁荣昌盛。  在福建博物院展厅展示的孔雀蓝釉陶瓶。吕明 摄中新社记者：孔雀蓝釉陶瓶的出土，见证了古代“海丝”的繁荣。如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面推进，如何以古鉴今，让丝路精神薪火相传？ 陈梓生：孔雀蓝釉陶瓶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是海外输入商品之一，也是中国与西亚地区人民友好往来的见证。 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播主阵地之一，其拥有的文物资源承载着“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人民的共同记忆，促进了沿线地区思想文化交流，对社会发展和民族意识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新形势下，博物馆的核心任务是通过文物、展览引导观众回望辉煌的文明发展历程。  福建博物院外景。福建博物院供图福建博物院于2013年联合中国沿海七省45家博物馆，荟萃300多件文物精品，举办了“丝路帆远——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七省联展”。截至目前，该展已赴中国多个省市展出。 同时，为了让广大青少年进一步了解“丝绸之路”的千年风貌，我们以瓷器、丝绸服饰、茶、香料、动植物、食物、航海术、造船术为主题，研发了八大系列教育课程；在展览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科普读本《舌尖上的丝绸之路》，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通过展览的举办和教育活动的开展，希望让广大观众尤其是青少年深刻感受到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的“丝绸之路”文化内涵和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完) 受访者简介：  陈梓生，研究馆员，福建博物院社会教育部主任，中国博物馆协会社教专委会副主任。长期从事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主要致力于博物馆公共教育及传播推广领域研究，主持并参与编写《文物故事——福建古代文明通识读本》《舌尖上的丝绸之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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